華東師范大學教授任金雯在其新著《情感時代》中，從情感視角出發，闡釋現代小說在十八世紀興起的過程。在接受《上海書評》專訪時，她談到了為何以理性自我標榜的“啟蒙時代”能夠被定義為“情感時代”，并結合時代背景，對理查遜、伊麗莎白·海伍德、菲爾丁、斯特恩、沃爾普爾、安·拉德克利夫等十八世紀的作家作品做出了精彩分析。
《情感時代》，金雯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440頁，95.00元
在《情感時代》的弁言和第一編中，您著重論述了人類情感被重新發現和定義的歷程，并將我們耳熟能詳的以理性自我標榜的十八世紀這個“啟蒙時代”定義為“情感時代”。這個時代的來臨，與西方現代文學的誕生過程——尤其是媒介文化和大眾文化的崛起——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聯？
金雯：這首先關乎一個問題：社會何以成立？這是十八世紀的人們不斷思考的一個問題，此時的西方歷史來到了一個關鍵節點。具體而言，如果我們認為政治經濟制度決定了整個社會機體的運行方式，到了十八世紀，隨著宗教和政治權威的松動以及資本主義的興起，人們為什么沒有陷入對利益、權力的無限制的角逐？如果人們完全被工具理性推動，社會就無法成立，而是會像反烏托邦小說刻畫的那樣，進入霍布斯所說的“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或少數人掌控大部分資源、壓迫絕大部分人的末日情景。但是，這些情況并非常態。這就讓我們必須追問：究竟是什么力量對抗著末日的威脅？對十八世紀的思想家、文學家而言，他們自然也不愿看到這種情景。如何避免這種情景，如何締造一種更為良性的社會秩序，如何使有利于社會建構的理念得到更好的傳播和滲透，就成了關鍵的問題。在這場思考中，情感成為一個核心議題。其實，我們今天的情況也與之相似。現代社會長期處于“道德崩潰”的潛在危機之中，但這種危機始終沒有全然壓倒人類的“良知”，這與情感在社會關系中的角色是密不可分的。情感的力量和人們對情感的想象，為社會秩序的不斷重建提供了支撐。
關于情感的作用這個問題，不同學者會從不同角度切入。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掀起了一股情感研究的熱潮。例如，英國學者詹姆斯·穆倫就在他的研究之中，對感性（sensibility）如何轉化為正面的社會價值做了追溯。他的研究中有一項創見：情感為什么會成為現代社會自發構建秩序的根基，人們為什么相信功利思維和理性計算不是人際交往的唯一原則，這并不僅僅是由于精英的觀念在推動。從精英角度出發的研究，之前有過不少。例如，波考克在《德行、商業和歷史》中，從觀念史的角度探討了早期資本主義對道德的需求，認為商業社會發展需要與古代德行不同的倫理規則。蘇格蘭啟蒙思潮的代表人物亞當·斯密就在《道德情操論》中提出，是人類“同情”的能力使得商業社會能夠自發形成秩序，正是以“同情”為中心的道德情操在資本主義發展中抵消了自利傾向的膨脹。然而，社會大眾真的是在知識精英構建的資本主義倫理的感召之下變得富有同情能力和道德品質嗎？這似乎與社會的實際狀況是脫節的。
那么，普通人豐沛的情感世界從何而來呢？出版文化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當然，出版文化本身也是興起于十六至十七世紀的印刷資本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它擁有相對獨立的生命和邏輯。這里可以岔開來說一句，情感一直被認為是與理性算計相對立的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很早就被發現了。向前追溯，不管是古希臘的史詩還是中國的《詩經》，其實都描寫了樸素、自發的情感會對人的所謂理性選擇產生極大影響，這種對情感的重要性的認識貫穿了人類歷史，例如莎士比亞很早就告訴我們，人的情感是一個謎團，李爾王的女兒就是不愿意說出“我愛你”，這種執拗的情感完全與一個人的生命利益相背離，就是因為人的理性不能抵抗情感的力量。但是，情感如果只是在少數識字者中傳播，這種力量是不會有多強的。恰恰是由于出版文化的不斷深入發展，情感得以借助于戲劇、小說等媒介廣泛傳播，脫離了識字者的小圈子，也不再局限于鄉土和家庭的范圍內。這就帶來兩個后果：一個是人們從媒介中看到的鏡像越來越多，潛在的微妙情感得到全方位激發，另一個就是人們從媒介中增加了很多對生活可能性的想象。因此，人開始成為能夠并且也想要去滿足自身欲望的一種生物。戲劇表演作為一種重要媒介，可以越過閱讀障礙，吸引不識字的觀眾。而出版物也是一種同等重要的媒介。從十五世紀中葉開始，隨著印刷術的推廣和出版物的增多，印刷資本主義為了追逐“流量”，無意間推動了意見的多元化——當時不僅涌現出取材于日常生活的各種虛構小故事，還出現了許多關于女性責任、女性生活方式以及女性社會地位等話題的討論。這類內容，只要稍微識字就可以閱讀。我在書中也舉過一個例子，法國的納瓦爾公主借鑒《十日談》的形式創作了《七日談》，通過男女間的故事和對話，讓女性也擁有評判男性、做出道德判斷的權利。這類故事促進了一個重大文化變遷，使得“羅曼司”（Romance）這個概念得到了擴充，不再僅僅指涉英雄史詩、騎士傳奇，而是同時也包括浪漫化的言情故事。這樣一來，羅曼司這個本來屬于高雅文化的概念，就涵蓋了更為日常、更加貼近大眾的情感內容。就像塞萬提斯在《堂吉訶德》中所展示的：象征著現代讀者的堂吉訶德愛讀的騎士傳奇雖然在現實中逐漸淪為笑柄，但理想主義的騎士精神依舊具備強大的情感號召力。塞萬提斯一方面批判、諷刺騎士傳奇，另一方面也肯定了理想主義的情感感召力。而這種感召情感的能力也成了文學產業發展的基石。在媒介文化發展的大背景下，情感逐漸成為一個顯性的議題和一股巨大的力量，人們可以不斷地通過閱讀小說、欣賞戲劇來反思和挖掘自己的情感，不斷操演“同情”。當然，這種轉變也得益于資本主義在歐洲不同地區的發展所導致的政治制度的松動。英國在內戰之后形成了較為穩定的混合政體，在法國和德語地區君主制則沒有受到明顯的限制，而是呈現出君主與宗教權威、反君主與反宗教權威兩股勢力之間的激烈對抗。然而，無論在哪里，都出現了對傳統政治權威的抵抗。在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之下，加上媒介文化起到的關鍵作用，使人們開始關注如何順應自身的欲望生活。
我在緒論開篇引用的《魯濱遜漂流記》，就是一個典型案例。魯濱遜的探險動機并不是為了追求財富積累或提升地位，而是一種內在的不安分。在笛福撰寫《魯濱遜漂流記》的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早期，已經開始流行各種探險小說，這種荒島冒險的敘事并非笛福獨創，笛福本人也受到這些文化潮流的影響，他筆下的魯濱遜之所以選擇遠航冒險，并不是因為理性算計，而是出于難以清晰描述的內在的不安分。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十七、十八世紀的人們的生活原動力發生了根本改變——他們從自身的欲望和情感出發來規劃自己的生活。恰恰是在這種情感成為生活原動力的語境之下，知識精英們才意識到，人們的行為深受情感驅動，進而開始思考如何在社會契約中賦予每個人更多的權利，以滿足人的基本需求。像洛克、霍布斯這些人不僅是政治理論家，同時也是自然法理論家，他們注重從人性的角度來推演天然的道德原則。他們對政治制度的構想，建立在對人性和普遍道德準則的理解之上。這樣一來，哲學家的首要任務就成了深入理解人性。只有這樣，才能弄清人最基本的欲望和需求，進而設計出能夠滿足這些需求、促進人們相互的情感聯結的社會制度。那么，這些需求到底是什么呢？對這些知識精英而言，他們得出的結論是：一是自我保全的需求，二是與他人建立聯系的需求。十七、十八世紀自然法理論和政治哲學反復訴說著這兩種需求之間達成平衡的可能和路徑。